闻效仪 |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人力资源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原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1期

伴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过去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零工经济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全球流行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与到零工经济之中。在中国，符合目前零工经济范畴的有2亿劳动力的潜在市场。据阿里研究院预测，至2036年，中国将会有大约4亿人参与零工经济。在这种以互联网平台连接供给和消费两端的工作模式中，劳动者日益以自我雇佣的身份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并使传统的工作组织方式以及工作伦理发生重大的变革。劳动者依托互联网平台的灵活就业可能成为未来主要就业方式，固化在正式组织结构中的终身就业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将全职员工转换为承包人、供应商及临时工的新型经济。这种全新的经济业态和用工模式得到了资本的青睐、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在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收入，零工经济的劳动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全国餐饮外卖骑手总数突破700万，网约车司机总数突破3000万。 

然而，零工经济的崛起却是发生在特定时期劳动力市场状况下的，即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市场供给从过剩向短缺转变。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这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不断上涨的零工经济的从业人员从何而来？全世界的零工经济主要有两种模式，分别是众包模式（Cloud work）和在线工作模式（Online work）。中国的零工经济具有鲜明的“临时工”特征，主要采取在线工作模式，互联网平台把需求信息发送给个体劳动者，并在线指引个体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这种工作模式广泛应用于快递、外卖、驾乘、保洁等劳动密集型领域，平台就业者主要依靠体力劳动来获取收入。而传统制造业中的流水线工人和低技术能力的服务人员，自然就成为零工经济从业人员的重要来源。

实际上，快速发展的零工经济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正在对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形成“虹吸效应”，各类互联网平台新增劳动力很大比例来自传统生产制造业，过去活跃在工厂生产线的青壮劳动力正源源不断地从线下走到线上，使得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去沿海工厂打工是无数年轻人实现城市梦的首选，如今到大城市去送快递和外卖，正在变成职业优选选项，以至于曹德旺发出疑惑：“当下年轻人宁愿去送外卖、去送快递，也不愿意去工厂了，这是目前国内制造业的困境。”本文将从产业劳动力转移的视角，分析零工经济如何展现出对实体经济劳动者的吸引力，这种转移对制造业的影响会是什么，会产生怎样的结构性风险，以及我们如何加以政策规制和引导。

零工经济展现的三类图景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各种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重组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过程，以往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也卷入了这个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正规就业和用工模式正在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灵活的工作种类、工作时间和工作形式，而越来越多稳定发展的企业经济组织也加入其中。学者们用“零工经济”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数字技术体系下的新经济组织形式，展示了“零工经济”三类不同的图景。 

第一类图景认为零工经济是“就业创造者”。零工经济平台作为一种借助数字技术平台而出现的新型劳动力供需匹配模式，得益于互联网所带来的人们的连接性（connectivity）或互连性前所未有的增加，这也为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增加了重要的新元素。零工经济提高了劳动者与企业以及消费之间的匹配效率，创造了传统工作之外的就业途径。新技术运用不仅降低了劳动者的求职成本，大大减少了搜索时间，使劳动者更加容易找到工作；劳动者的技能、体力、知识和时间也不需要依靠传统企业组织形式，个人就能成为独立的服务提供商，从而大大增强了劳动者通过平台获取就业收入的激励效应。然而，也有人质疑零工经济是“就业创造者”还是“就业蓄水池”的性质。零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技术变革，可能只是一种错觉，实体经济衰退和糟糕的就业市场才是零工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劳动力市场滞后”现象。在西班牙和希腊等失业率高的国家，其零工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比较高。不仅如此，零工经济的“就业创造”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就业损失”的基础上，同时也掩盖了就业极化和就业质量低下的问题。

第二类图景认为零工经济是“劳动控制者”。许多零工经济研究者借用工厂制度中的劳动控制理论来分析平台与就业者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劳动控制手段从“泰勒制”转向了基于数字技术的供需控制算法。算法以其精准的解析和控制能力，使得一切变得透明可视化、直观可理解，它不断地通过优化算法来预测并修正劳动者的认知和行为。算法可以使平台能够更详细地规定工作规则，例如规定劳动者必须接受的工作比例，必须提供的劳动时间，以及期望的评级水平，使平台比劳动者更清楚地了解劳动过程，有学者用“下载劳动”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控制关系。然而，这些有着丰富工厂制度劳动控制研究的学者，往往对零工经济的劳动控制作出更强的判断，却不能解释为何工人们还愿意源源不断地涌入零工经济。事实上，零工经济劳动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其是基于任务控制，而工厂则是机器控制。前者的劳动控制与自主工作时间同时并存，而后者则是全天候、全空间的劳动控制，劳动控制的整体强度显然更强。

第三类图景认为零工经济是“不稳定制造者”。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零工经济。互联网平台利用众包技术和手段，对劳动技能进行分解和重组，消解劳动技能，降低劳动成本。同时数字平台推动的新一轮标准化和模块化，使传统劳动的外包更为普遍和深化，加之数字信息技术造成的去技能化，在世界范围造就了规模日益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为资本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劳动力蓄水池”，也为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打开了阀门，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风险日益凸显。然而，如果认为这种不稳定是由零工经济引起的，既夸大了其影响，也忽略了其背后的实质推动力，这其实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制度的整体要求。制造业向服务业系统性转型，企业与金融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资本市场成为评价企业经营绩效的风向标，并不断助推企业自身商品化的过程，企业经营需要更加流动和弹性。企业早已纷纷通过劳务派遣、业务外包、使用临时工等方式来实现雇佣关系灵活化，减少员工技能发展投入，降低员工职业生涯预期，不论企业高管还是普通工人都难以与企业维持稳定的雇佣关系，零工经济只不过是延续和扩展了这种渐趋广泛的势头。

零工经济用工模式吸引力的来源

对于零工经济的互联网平台而言，劳动力资源是核心资源，是决定其市场规模和获利能力的关键。社会对于零工经济的讨论，更多是把它当成一种新兴的用工模式，强调其与传统雇佣组织的用工模式巨大的差别。这一方面是因为平台需要把分散的劳动力进行系统的组织和管理，才能提高供需匹配的效率和范围，由此形成了工作任务化和时间弹性化的用工模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用工模式需要显示出相较于传统用工模式的优势，从而能够吸引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线下走到线上。

首先，零工经济的用工模式营造出“自由”的劳动体验。脱胎于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工厂制度，机器往往处于中心地位。为了保持机器持续高速稳定的运转，用工模式需要固定在特定空间和地点上。工人要长时间轮班照料机器的运转，按照机器的节奏和指令完成动作，并以此形成了计时工资制度。而零工经济则是按需用工模式（On-Demand），工作任务处于中心地位。工作任务本身呈现多样性以及不连续性的特点，多样性是因为工作任务服务于不同个性特点的需求，快速和临时性使得工作任务之间没有连续性，也使得工作时间不需要连续性，并以此形成了计件薪酬制度。在传统用工模式中，要成为工厂工人，劳动者要经历面试、入职、签订合同、培训、工作任务分配、管理指导、工作考核、薪资发放等复杂环节，而在平台上只需经历两个程序即可，即注册和接单。在工厂制度中，劳动者需要服从机器的高速节奏。为了防止个性化对于标准化的挑战，工厂会形成严苛的管理制度以及半军事化的管理作风，使劳动者能够服从机器指令。而零工经济中，劳动者只需要完成非连续性的工作任务，自己提供劳动工具，可以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没有管理者的训斥，也不需要随时保持紧绷的工作状态，有一种“自由”的工作感觉。虽然平台通过互利网技术对于劳动者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实行监管和控制，但相比于工厂中的“全天候”，平台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上是自主的，这一点对于有过工厂经历的劳动者而言至关重要。 

其次，通过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手段“制造同意”。由于零工经济的进出都是零成本，为了保持劳动者足够的参与强度，平台需要形成以强激励为导向的一整套技术和手段。一是使用累进激励的手段。把任务完成单量分为不同的收入档次，单量越多，收入累进的越多。如某网约车平台，根据单量完成的不同阶段，陆续推出新司机首周奖、普通翻倍奖、优秀司机额外翻倍奖、金牌服务奖等，并对应着不同的奖励强度。这种具有激励作用的计费机制，极大地增加了司机工作的积极性以及在线工作时长。二是使用评分评价机制。平台劳动者工作业绩的好坏是通过评分高低得出的。但与传统用工模式的绩效考核不同，平台劳动者的分数高低不是由管理者而是由消费者来给出的。消费者根据服务体验对平台劳动者进行评价打分，使得平台劳动者并没有感觉自己是被平台监督和管理，从而转移了平台与劳动者的冲突风险，消解了劳动者对平台的不满。与此同时，评分高低与劳动者奖励程度高度相关，劳动者表现出对高分评级的强烈偏好，分值已然成为劳动者在平台的“个人资产”，并通过更多在线时间和接单任务来实现“保值增值”。三是使用公开透明的计酬规则。工厂制度的薪酬体系包含着过多的政策色彩和管理空间，加之把产品产量转化为劳动时间的过程，使得劳动者计酬成为一个复杂的体系。而平台的计件工资制度简单直接，劳动者能够在客户端软件中快速而直观地看到自己收入的变化，从而产生“多劳多得”的公平感，促使他们参与到内嵌于平台生产制度的“赶工游戏”。

最后，零工经济通过享用“劳动政策红利”，获取了对正规就业的收入溢价优势。零工经济兴起之初，由于获取了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平台往往采取大规模补贴的方式，来迅速吸引劳动者的参与。然而，经历了平台上线之初每月2~3万元的黄金收入期后，随着劳动者大规模涌入，劳动者的收入迅速出现递减的趋势。但即便如此，劳动者通过零工经济获得的平均收入比在工厂的收入还是多出近20%。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这并不是因为劳动力在零工经济中有更大的技能价值，这主要是因为零工经济中的平台不需要像工厂主一样承担雇主责任。在传统用工模式中，劳动关系的确立使得企业需要遵守国家的劳动法律和政策，这其中，社会保险费用成为企业重要的支出成本。在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保的缴费比例中，企业为29.8%，个人为11%，合计近工资的41%，再加上公积金，这个比例超过60%。而对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业而言，社保的支出成本已经成为较重的负担。而零工经济中的平台则不需要承担这些成本，从而直接转化在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上。不仅如此，平台就业人群普遍年轻，相较于中老年人，风险保障意识较低，普遍缺乏参加社会保险的动力，由于零工经济中不用缴纳社会保险个人支付部分，实际拿到手的钱“变多了”。

凭借具有吸引力的用工模式，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开始选择在零工经济中长期工作，而零工经济也早已经不是当年在街头巷尾摆摊、“开黑车”、做家政这样零散、临时性、没有规范的工作状态，而是借助互联网实现了高度组织化、高度平台化、高度技术化、高度资本化。在零工经济的推动下，灵活就业开始具有结构明晰的中心结构和领导结构，几个大平台下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灵活就业人员，并日益呈现集中化的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正规就业不断减少、灵活就业不断增多的态势。从历次农民工监测报告可以看到，2008—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占比，从2009年的42.8%一路下滑到2016年的35.1%（见图1）。劳动合同签订率是反映正规就业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才能建立劳动关系，保障劳动待遇，实现稳定长期就业。与此同时，灵活就业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把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类别数据归纳在一起，2003年的占比只有4%，而2017年已经快速增长到18.7%（见图2）。现在很多学者测算，我国当下的灵活就业比重应该已经超过20%。随着更多的劳动力流向零工经济，制造业将持续面临招工难以及劳动者年龄老化的问题。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农民工整体占比中快速提升，2008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为11.4%，2017年首度超过20%，2019年达到24.6%。